冯菡子｜救亡理想与人文关怀——以方人定抗战时期艺术创作为中心

Original 《美术》美术杂志社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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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美术

Modern Art

救亡理想与人文关怀

——以方人定抗战时期艺术创作为中心

韩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冯菡子

摘要：方人定受教于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20世纪30年代曾两次东渡日本游学，后又往欧洲进行艺术考察，深入践行了岭南画派“折中中外，融合古今”的艺术主张。在方人定的艺术生涯中，抗战时期是其艺术风格转变的关键阶段。他以现实主义的创作视角，通过绘画题材的转变以及艺术语言的转化，完成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塑造；同时以艺术创作再现战时的苦难历史，谴责日寇侵华的暴行，讴歌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对抗入侵者的勇气与决心。

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袭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由此开启了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频发的战事牵动着国内各界人士的心弦，其中，根植广东的岭南画派高举抗战救亡的旗帜，掀起了主题鲜明的艺术创作热潮。众所周知，岭南画派以“折中中外，融合古今”的艺术理念成为当时改良传统绘画的新兴画派，从“二高一陈”开始，便有赴日游学的传统，画派弟子方人定、黎雄才、杨善深等人均有留日背景，与日本画坛往来甚密。但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震惊了画派众人，高剑父对日军所作所为痛心疾首，发表《对日本艺术界宣言并告世界》一文，高呼“艺术救世”、“艺术救国”，组织画派众人进行抗战主题创作。由此，抗战时期成为岭南画派艺术创新的一个高峰，苦难的战争背景、抗战救亡的迫切心情，促使画家们迸发出创作灵感，完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其间，优秀的青年画家也开始崭露头角，方人定即是当中的佼佼者——他扎根岭南画派艺术创新的沃土，以抗战救亡题材的创作表达了对入侵者的强烈谴责，以笔为刀在纸上镌刻下中华儿女的铮铮铁骨，揭露了日寇残酷的暴行，抒发了内心激荡的爱国热情。本文立足于抗战的时代背景，分析方人定艺术创作题材的变化与艺术语言表达的转向，探究此中方人定对艺术的思考与实践。

一、艺术创作题材的转变

方人定1923年拜入高剑父门下，早期（1923—1929）所学以山水花卉翎毛走兽为主，赴日之后才逐步转向人物画。日本留学阶段，方人定接受了系统的西洋绘画训练，包括素描、色彩、速写等课程，画中多以抒情写意的人物形象为主，或描绘冬日赏雪的美人，如1931年的《踏雪》，或装饰风格浓郁的模特写生，如1931年的《闲日》和《画家与模特》，或悠闲惬意的美人图，如1931年的《池畔》，此时的作品是方人定初步尝试融合中外绘画的艺术实践成果。

随着抗日战争爆发，方人定艺术创作的主题有了明显变化，观察视角也转向了受战争影响的社会现实，聚焦于战争中悲苦无助、流离失所的难民。抗战爆发之初，方人定着手创作了《雪夜逃难》（1932）、《风雨途中》（1932）以及《战后的悲哀》系列作品（1932）。作品均以战火中的难民为表现对象，描绘了孤苦无助的老人、妇女、孩童，表达了对日寇侵华暴行的谴责与愤恨。这批作品以“九·一八”事变及此后的战事为背景，选取了因战火侵袭拖家带口迁徙的难民，方人定尤其关注此中的老幼与妇女，以这类纤弱、单薄、无助的形象衬托出战争的残酷与人民的苦难。《雪夜逃难》（图1）描绘了年轻女子紧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带着拄拐而行的老妇、神情紧张的老翁、懵懂无知的女童，一行人在纷纷雪夜中惶恐逃难。画作设色淡雅，笔墨纤细柔和，再现了战火绵延、雪夜苦寒、人们悲痛出逃的场景。画中人物表情刻画生动传神，气氛渲染细腻精妙，足见方人定对表现技艺的娴熟把握。彼时，方人定刚由日本归国，在线条运用、设色表现方面均未脱离日本风格的深刻影响。但是，结合方人定描绘的老幼、妇女形象进行分析，他选择以唯美画风塑造难民形象，与战时苦难的社会现实形成巨大反差，更衬托出残酷战争对美好事物的强烈破坏性，凸显出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华民族的无情迫害。

方人定在《雪夜逃难》之后，又创作了《风雨途中》（图2）和《战后的悲哀》（图3）两幅作品，与风格唯美、设色浅淡的《雪夜逃难》相比，此时艺术家在艺术语言表达方面已经有了些许改变。方人定在此以更饱和、更浓郁的色彩进行铺陈渲染，令作品的色彩表现更具视觉冲击力，这两幅作品中的设色调整可谓最显著的变化。《战后的悲哀》中描绘一妇人，背驮婴儿，餐风浴雪，踯躅于战后的瓦砾场上，充满了荡析离居的悲哀，使人一看而有嗟彼穷兵黩武者，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的悲愤。后方背景处的断壁残垣、前景处沉着的人物设色表现，令作品呈现出深沉、压抑、悲苦的观感。战争带来的伤痛、苦难以及凄惨的难民，成为这一阶段方人定艺术创作的主题。

图1 方人定《雪夜逃难》中国画 76cm×84cm 1932年

图2 方人定《风雨途中》中国画 75cm×91cm 1932年

图3 方人定《战后的悲哀》中国画156cm×93cm 1932年

事实上，抗战时期方人定在艺术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具有阶段性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初期，方人定大多以女性形象入画，通过描绘凄苦无助的女性，反衬出战争的残酷与现实的悲凉。而40年代中期，方人定更侧重于对男性形象的描绘，如在《射击残匪》（图4）、《荒郊战骨存》（图5）等作品中塑造了不同的男性形象。其中，《射击残匪》中椰林下3位战士正持枪炮射击敌军，他们神情坚毅、专心致志投入战斗，远处隐约画有几位藏身于草丛中的战士，成功地营造出紧张的战斗氛围。1939年初至1941年初，方人定在美国开展艺术活动，创作了一批表现异国风情的现实主义作品。1939年，方人定在三藩市、洛杉矶、纽约举办个人画展。1940年，方人定与张善孖举办国画联展，并有作品入选纽约博览会。经过美国之行，方人定在绘画创作中的观察视角与表现形式显然有了较大的转变，更倾向于以直观描绘的手法凸显战争的残酷。或是展现激烈的战斗场景、或是描绘敌人歹毒的形象，或是表现战后尸骨遍地的悲惨，此时作品所呈现的是更为直观的画面冲突感，折射出画家新的思考与实践。

图4 方人定《射击残匪》中国画 172cm×95cm 1945年

图5 方人定《荒郊战骨存》中国画 70cm×91cm 1947年
1939年6月，澳门商会举办岭南画派展览，即“春睡画院留澳同人画展”，“抗战”成为此次展览的主旋律。简又文在《濠江读画记》中记载当时展出作品200余幅，参观画展者络绎不绝，密集的人群挤满了展览会，更有不少参观者是由香港专程而来，5天之中观画者超过万人次，无疑是港澳地区空前的文化盛会，是南国艺坛影响深远的盛事。此次参展画家包括了方人定、黄独峰、苏卧农、李抚虹、黎葛民、关山月、司徒奇、郑淡然、伍佩荣、尹廷廪、黄霞川等人。在诸多参展画家中，方人定以独特的绘画题材与表现手法引起了简又文的关注：

方人定以翎毛、人物见长，其精彩之作多携赴美展览，仅留少数陈列耳。《雪夜逃难》写在战地烈焰中满天飞絮之下，一群老幼男妇狼狈逃亡，情景逼真，表现最佳，是现代的《流民图》也。《秋夜之街》写一广州“盲妹”，题材固新，笔法意境俱见佳妙。方氏写人物好以现代生活作题材，能将抗战活动及民间疾苦传诸画面，适符现代化之旨，是诚饶有意义者。至其写古装仕女，线条秀逸而遒劲，敷色则鲜润而和谐，尤见功夫老到。他又每以西洋艺术之新古典派写法运用于画中，如《结网》一幅是。余以其有尝试创作之勇气为可喜也。
作为高剑父的得意门生，方人定经历了硝烟战火的洗礼，深刻体验了战时的苦难人生，洗涤了文人画圆融寡淡的书生意气，在艺术创作中以“狞厉、裸露、毫无遮拦的笔墨语言”直观地描绘了战时苦难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中华儿女内心澎湃的家国情怀。

二、艺术语言表达的深化

随着艺术创作题材的转变，方人定绘画中的艺术语言也有了显著的变化。留日阶段，方人定接受了素描、色彩等绘画训练，在《画家与模特儿》《池畔》《踏雪》《闲日》等作品中都可见浓郁的装饰风格。《踏雪》中的女子眉目如画，身穿黑色长裙，外搭白色披肩，脚踏红色高跟鞋，雪地中顾盼生姿的美人颇有日本浮世绘的格调。

提及方人定以及日本风格的影响，势必会联想到彼时岭南画坛爆发的一场“方黄之争”。抗战爆发之前，岭南画派受日本画风影响甚深，“方黄之争”因此而起。当时，广东国画研究会的黄般若撰写《剽窃新派与创作之区别》（1926）一文，指出岭南画派“二高一陈”的作品有“剽窃”“抄袭”日本绘画的问题，方人定随即撰文《新国画与旧国画》（1927）进行反驳，这场争论在彼时画坛颇具代表性与影响力，亦成为近现代美术史上一段重要史实。而这段往事直指的画风问题，实则无法回避，岭南画派中诸多画家曾留学日本，方人定亦在论争爆发之后，于1929年、1933年两次赴日游学。因此，岭南画派受日本画法影响无疑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此后抗战爆发，岭南画派对日本文化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正如李伟铭所言：“七七事变以后，新派画家对日本文化的好感迅速转化为尖锐的民族对立情绪。”此时的岭南画派，创作重心已转向于对日本侵略者的谴责。尤其是方人定由日本回国后，创作重心更是转向于描绘战时的苦难现实，所使用的艺术语言也随之发生变化。前文所述《雪夜逃难》《风雨途中》《战后的悲哀》均完成于1932年，其时画中笔法、设色、构图与留日时期相比，已然发生转变，虽然仍以工笔画法为主，但在设色、构图方面已与以往有着很大区别。方人定在这批作品中更注重于对战时苦难人民形象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细枝末节的描绘，也不再采用浓艳的设色。虽然还无法彻底摆脱日本画风的影响，但已然可见其在艺术语言处理方面的尝试。

艺术语言的转化，无疑需要创作主体经过长时间的独立思考与积极探索方能实现。方人定深入践行了岭南画派“折中中外，融合古今”的艺术主张，通过多地艺术的考察与绘画实践，迎来了个人画风的转变。1933年，方人定携夫人杨荫芳再次东渡留学，其间参与了中法、中苏美术展览以及中华旅日画家十人展等活动，1935年6月归国，9月参加“春睡画院欢迎方、苏、杨、黄归国画展”（“方”为方人定、“苏”为苏卧农、“杨”为杨荫芳、“黄”为黄浪萍）。其中方人定参展的作品有《战后的悲哀》《雪夜逃难》《凄风苦雨》《秋夜之街》以及《归猎》、《到田间去》（图6）等80余幅。同年，方人定撰文《现代中国画的反时代性》（1935）发表于《艺风》杂志。他在文中写道：
每个展览会场中，必多数的历史画，传说画，这类作品，虽有如何新的解释，最少也是把过去的制作的一部分为其构成基础的，没完全的创意……向来在国画家当中，以描写豪华富贵为贵，以描写市井陋巷的生活为卑的一种理想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于以现代风俗生活做题材的作品，皆视为卑俗，这明明是封建的遗产。这种遗产，是把现代国画家的艺术思想的进步，显著地妨碍的东西，我们应该知道的……总括一句说：现代国画的反时代性，一是由于作者缺乏创作力，崇拜古人，抑制自己的思考，一是受复古主义的批评家所助长。

图6 方人定《到田间去》中国画 181cm×94cm 1932年
显然，此时的方人定在思考如何摆脱旧思想的束缚，而以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百态，展现新国画的时代特征。1936年5月，岭南画派在南京举办画展，方人定展出的作品独树一帜，时任中国美术协会理事兼总干事的王祺在《从艺术批评到春睡画展之评价》中写道：“方人定以人物见长，虽多日本作风，而天才超逸，心情静淡，故所作现实题材，多有清颖表现，而尤以美人构图，于美之特点，能尽情描写，轻快淡美，黏润有力，傥以东方之特茄（Hillaire Geamain Edgard Degas）与罗诺亚（Augvst Renoir）拟之，当非过誉。所作中如《希腊神话》最是精致，《笛音》，则倍见淡逸，《中华门外的船家》，谨严有致，配置合宜，而《街头一瞥》《到田间去》两幅具有深意，有民众画家米兰（Jean F Millet）之风。”傅抱石则在《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一文中记录：“我对于春睡画院画展里，有几位的画我最佩服，一是方人定的人物，一是黎雄才、容大块的写生山水——这三位，最低限度，可以说是某部分上打破了‘传统的’‘流派化的’的束缚，同时所走的途径，已有相当的成功，是值得惊异的。”傅抱石认为，此3人已经在某些程度上挣脱了所谓“传统的”“流派化”的桎梏与束缚，且各自所选择的创作方向已然颇有成效。其言：“在东洋，日本是后起的，印度最古，但也最苦。在中国，珠江流域是后起的，黄河流域的西北最古，但也最苦。假如这种推想有点像，那么，中国画的革新或者要希望珠江流域了。”可见岭南画派的艺术革新理念在当时已经有着不俗的影响力。

1937年，方人定画有《祈祷》一稿，与早期作品《雪夜逃难》《风雨途中》相比，在线条运用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改良。此时用线更为婉转流畅，线条的疏密处理、虚实变化显得更加得心应手。线条、皴法、设色是方人定在艺术创作中时常思考的关键问题，此时画中线条的变化，便是方人定再次东渡游学后的思考与探索。方人定晚年曾再次提起这一问题，他在1979年香港《美术家》杂志刊登的文章《线条·皴法·色彩——谈中国画的三个问题》中写道：

……日本画则更接受国画画法，我居东京四年多，经常参观画展，如横山大观的闲逸稳雅的笔，竹内栖凤的灵活潇洒之线，川端龙子的肥瘦并用之线条等的作品，一笔一画，都是来源于中国的线条。外国的名画家，如此重视学习中国画之线条，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
可见早在游学日本时，方人定便注意到日本名家对中国绘画精华的汲取与活用，也再次佐证了艺术通过借鉴与融合，可以寻求更多突破创新的可能性。

1938年，方人定在香港举办个人抗战画展，并作诗文记录此事：“绘事千年靡靡风。闲花野草内容空。敌人践踏神州日，抗战英雄入画中。”回忆该时期的作品，方人定在1941年直言：“自抗战军兴，我的艺术思想，又变了一时，于是作品中均以战争为题材，廿七年夏，曾在香港举办个人抗战画展，但这种作品我是知道不充实的，不过为爱国情绪所激动，又想在作品内容中，脱了些靡靡之风而已。”此时，方人定作品仍然存在受日本画风影响的争议，其本人亦深知作品存在“不充实”的现实问题。但是，日本画与中国画本就无法全然割裂。傅抱石在《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一文中论述了中日艺术的关系：“中国近二十几年，自然在许多方面和日本接触的机会增多。就画家论，来往的也不少，直接间接都受着相当的影响。不过专以绘画的方法上讲，采取日本的方法，不能说是日本化，而应当认为是学自己的。因为自己不普遍，或已失传，或是不用了，转向日本采取而回的。”其认为中国画与日本画渊源甚深，两国画家往来者不少，彼此间或直接或间接都会相互影响。况且日本古时文化多受中国影响，中国画家借鉴日本画法，并不能单一判断为日本化，只因古代画法在我国或已经失传或已经不常见，中国画家只是以绘画临摹、借鉴，透过日本画法追溯古时的中国画法。此中观点即是中日绘画本乃同源，正如高剑父所言的“两国同文同种，一脉相承”，不可能将两者完全割裂开来。因此，具有留日背景的方人定，其作品中尚存日本画派影响的某些痕迹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方人定对画风的争议问题并不在意。20世纪30年代，他多次往来于日本、欧洲、香港、澳门，在多地举办展览，各地观众对其画风也存在不同的评价，但方人定则认为没必要分辨是何种画风，只须坚持追求艺术的本心即可，其言：

居东邻时，彼邦人士，说我的画为南画，南画者，中国画也，今国人有谓我的画为非纯国画，若以质诸欧美人，则当然否认为西洋画，既非西洋画，日本画，又非纯国画，是什么画呢？非人定自己之画乎？中国画，西洋画，日本画，以至埃及印度画，何必要争论它，我只知道纯粹绘画。
众所周知，“折中中外，融合古今”的艺术创新理念是岭南画派的一贯主张，即认为无论哪国之艺术皆有可取之处，应当以包容、开阔的心态融合各国艺术精髓，从而达到改良、创新中国画之目的。方人定是如此理解艺术的“折中”的：

……然双方各有长短，故现代的国画家，不少采取西方绘画之所长以补中国绘画之所短，西方的画家间亦有同样的见解，采取中国绘画之所长以补西方绘画之不足，这就是折衷（中）。
此“双方”即为中西绘画。方人定坚持融合、创新的艺术理念，不拘泥于绘画流派之别，唯以真挚、纯粹、豁达的本心探求艺术真谛。在此阶段中，方人定以现实主义关怀的视角，勇于直面战争带来的惨痛现实，通过艺术创作题材的改变与艺术语言的转化，突破了传统绘画的束缚，深化了对艺术语言表达的理解。

1939年，方人定赴美国并在三藩市现代美术馆、洛杉矶图书馆举办个展，创作了《墨西哥女郎》（1939）、《马戏》（1940）、《酒徒》（1940）等作品。对于中西绘画的融合创新，方人定持如此主张：

因为采取西画的所长，当要学乎其上，最好是到欧美游学，彻底研究西画，最低限度也要博览名画作真本，实际练习西画技法，多读西画理论，始能运用西画之所长，但要食与俱化，于微妙中运用，以不失国画之精神为重要。
方人定在这里强调了两点：一是要彻底研究西画，包括绘画技法、理论思想，以西画精髓滋养自身的艺术造诣；二是要在中西艺术的融合创新中确保不失国画精神。这无疑是方人定最真切的思考与感悟。

其时，方人定经过1939年至1941年美国之行的艺术考察，在创作当中的用笔、设色已有了更明显的转变，早期的装饰风格正在逐渐洗涤退却。旅美两年后，方人定归国客居澳门普济禅院，除了绘画创作之外，还进行了诸多艺术理念的思考与总结，写下《毕加索画展回忆》（1942）、《论三绝》（1945）、《国画题材论》（1948）等文章。这一阶段，方人定画风的转变尤为明显，在处理线条与色块、画面的虚实关系等方面均有新的突破，改良了此前略显程式化的构图，洗涤了旧作中明显的装饰韵味，完成了现实主义风格的塑造。通过对《射击残匪》《荒郊战骨存》《欲望未满》、《日暮途远》（图7）等作品的分析，可窥画家在创作时的思考，在艺术语言处理方面的深化，以及对现实主义风格表现的追求。如在《欲望未满》中画了一位猎人，其环抱猎枪、手提猎物，目露精光、环顾四周，似乎正在等待下一猎物的出现。画中猎犬以工笔技法画就，表现猎人时则以意笔勾线重彩设色，生动塑造出狡猾狠辣的人物形象，更以此画讽刺日寇侵华的残暴行径。此阶段画家对艺术语言的深化，表现在两方面：一，线条运用的灵活变化；二，装饰韵味的洗涤淡化。其中写意线条的自如运用是相当突出的转变，方人定以变化生动的线条塑造出阴狠的猎人，充分展现了高超的绘画技巧与画面把控能力。例如，《雪夜逃难》《风雨途中》《战后的悲哀》等画中工整严谨却稍显呆板的线条，自此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取而代之的是起伏生动、疏密有致、松紧有度的用线。与此同时，其早年作品中的装饰韵味，些许“浮世绘”风格的残留也已经洗涤殆尽。方人定以焕然一新的现实主义风格，表达了他对于艺术创新融合的独特见解，完成了艺术语言的深化。而这种转变是有目共睹的。

图7 方人定《日暮途远》中国画 87cm×96cm 1945年

1948年2月，方人定在广东省文献馆举办个展，展出作品百余幅，陈之佛撰文《方人定的人物画》：

方先生他痛恶中国人物画的反时代性，逃避现实的题材，所以他要把时代精神注入于他的作品中，以现代生活感情为对象来描写，这种大胆的作为，不可不说是人物画的革命者……前次方先生在南京举行画展时，他的作品中带着图案装饰的作风，及见此次展品，全部以人物为主体，喜欢用浑厚的线条和色彩，作风又变，确实更清新，更动人了，在这里就可知道他的作画的努力，这种努力进取的精神，是画家应有的态度，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其中指出的“前次南京画展”即1936年画展，彼时作品中的“图案装饰作风”便是留日期间所受到的影响，而此时则呈现出更为质朴、动人的风格。此次个展实为方人定此阶段艺术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以人物为主体的表现更鲜明地表达了其独特的艺术追求与创新精神。岭南画派在革命思潮中崛起，高剑父作为辛亥革命的元老，提出“艺术救国”“艺术革命”的呼号，始终践行着艺术创新的理想追求。而方人定亦如刘曦林所言的“始终宏扬了岭南画派一些最终的理想和愿望”。岭南画派的这些“理想”“愿望”，便是源于孙中山民主思想的深刻影响，即关注社会现实、体现人文关怀，以及艺术的突破、融合与创新。

三、艺术思想的时代展现

方人定的艺术创作贯彻着中西艺术融合与创新的理想追求，与此同时，他在绘画理论研究方面亦有着独到的见解，发表了多篇富有“思辨与激情”的文章，无不彰显着他对于艺术的感悟与反思。这些文献也成为研究方人定及其时代艺术的宝贵材料。

早在“方黄之争”时期，方人定便是岭南画派的重要执笔人与发言者，由此开启了他对于艺术探索的深度思考。例如艺术创作题材的选择便是他长期思考的重要课题，在《现代中国画的反时代性》（1935）一文中，他写道：“向来在国画家当中，以描写豪华富贵为贵，以描写市井陋巷的生活为卑的一种理想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于以现代风俗生活做题材的作品，皆视为卑俗，这明明是封建的遗产。”此时，方人定认为现实主义题材绘画应该得到重视，不能盲目追求富贵豪华、理想主义的媚俗表现。在随后完成的文章中，方人定也曾多次围绕绘画题材的选择进行深入探讨，《我的写画经过及其转变》（1941）、《中国绘画的前途》（1942）、《国画题材论》（1948）诸文中均有与此相关的论述。战时家国破碎的悲痛现实给方人定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激发了他对于抗战救国、民族复兴的深刻思考。

如前所述，经历抗战的洗礼，方人定在艺术创作题材与艺术语言表达方面有了显著的转变，开始选择以现实主义题材人物画作为艺术创作的重心，他如此总结题材的选择与画法的转变：

1，作品以人物为主体，2，题材以现代生活新姿态为对象，3，画法则重新折衷东西……我深觉得当我们民族复兴图存，自力更生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艺术品，不是出世的，亟当是关于人生的，然而关于人生的作品，非用人物画来表现不可，因为思想的表现以人物来得深刻爽快，但我们须要以现代的新姿态和灵感来表现现代美为最要的。古人的作品的表现，何尝不是古时代的现代呢？
当中指出，应当以“关于人生的”“现代生活新姿态”为表现对象，不能追求脱离生活的、与现实无关的题材。方人定对于彼时国画困境的反思，对人物画题材表现的批判是直接而犀利的。除了自身坚持描绘现实主义题材之外，他期盼有更多的画家能够认识到现实主义题材的重要性，将创作重心转移到表现社会现实、民生百态当中。尤其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全国美展，更需要引起画坛的密切关注。方人定在《中国绘画的前途》（1949）中写道：“在相差八年一次的两次全国美展中亦可以概见，每次陈列的画共六七百幅，而人物画只得三四十幅，这三四十幅的人物画，大多是古装仕女，各处的画展，亦多以山水花鸟为中心。那么，近代国画取材的倾向，显与唐以前完全相反了，所以国画日渐衰落，绝不是技巧的关系，完全是因各作家取材错误。”全国美展中出现的现象反映了彼时画坛存在的普遍问题，即对现实主义题材表现的忽视。实则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对现实人物的刻画亟须引起艺术家们的关注。艺术源于生活，只有真正描绘现实、展现时代风貌的作品，才能在艺术洪流当中占据一席之地。

陈觉玄如此评价岭南画派及方人定绘画，“直至晚近，西方艺术东播，及中国画家之留学于东西洋者日众，力求融合国外之作风，改进固有之旧制，中国画界至此始有划时代之变化，而为国画苑开一新纪元焉。……岭南派诸氏乃转变趋向，以现实的题材，组织而成有情绪有生命之作品，斯能自出机杼，特成伟构。……写人物以方人定为特长，其《街头一瞥》，着劳动者之姿态，《到田间去》表村妇之情绪，俱能酷肖。而其《战后的悲哀》《深闺梦里人》《雪夜逃难》《凄风苦雨》诸作，尤充满悲愤痛苦及烦闷的情调。含有深刻的意义”。的确，方人定出身岭南画派，是第二代弟子中的佼佼者，秉持着画派为国难写真、艺术救国的理想，所创作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并无机械化的程式，绝非千篇一律的摹写，而是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视角，取材自现实生活中生动感人的对象，以艺术创新的视角进行深刻的描绘，展现了他饱受中西方艺术熏陶的丰厚积淀。方人定在《国画题材论》（1948）中明确指出：

我们写作不必顾忌一部分人是否看得顺眼，我们应具有忠实的态度，灵敏的感觉，去认识现实，一切被压迫的，抵抗的，建设的，都会的繁杂生活，农村的单纯生活，都是我绘画的最好的题材的，由这一切接触到我们的观感里，引起我们内心于共鸣，我们应立刻抓住它的核心，使与自己的情感，融化起来，真实地、深刻地表现于画面，不要取巧，不要歪曲，而且要表现民族精神和大众化。把现实经过熔炼然后以绘画表现出来，这才是今日国画应选择的正确路径。
在此方人定呼唤画家们深入思考应当选择的正确方向与可行途径。总结其对绘画的感悟，可知其中三大要点：一，保持忠实的艺术态度，忠于现实、忠于自我，深入了解现实并从中发掘绘画素材，选择大众所熟悉、能引起共鸣的题材进行绘画；二，坚持真挚的绘画方式，通过作品表达真实的情感，既不取巧也不歪曲现实；三，要善于将现实题材进行恰当的艺术熔炼，在作品中应当强调民族精神的展现。

方人定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对艺术敬畏、诚挚、纯粹的初心。他诚然是醉心绘画创作的那一类画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绘画理论、艺术理想的思辨与探究。他能运用理性的分析，梳理艺术史上值得深究的课题，同时能保持着对艺术热烈真诚、执著追求的初心，并以绝对的热情投入到绘画创作当中。毫无疑问，在抗战时期乃至之后，方人定的作品是关注社会现实、传递人文关怀的力作，是“有情绪有生命之作品”，充分表达了画家内心深处压抑烦闷的情绪以及对无情战火的悲愤之情。关于现实主义题材的描写，自此也成为方人定艺术创作的主旋律，如在40年代后期，方人定以岭南风物入画，创作了《岭南农夫》（1947）、《穷人之餐》（1949）等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方人定围绕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创作了《荔枝熟了》（1953）（图8）、《最坚强的人》（1959）、《旱年不旱》（1963）（图9）等诸多讴歌祖国建设发展的佳作。总之，方人定自抗战之后开始深入思考关于现实主义题材表现的问题，并在此后几十年间深耕艺术之路，展开了持之以恒的绘画实践，最终成为广东画坛独树一帜的大家。

图8 方人定《荔枝熟了》中国画 170cm×95cm 1953年

图9 方人定《旱年不旱》中国画 164cm×83cm 1963年

结语

抗战美术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艺术家们高举救亡图存、民族复兴旗帜，以作品展现中华民族的信念与傲骨，表达保家卫国的理想，为世界美术史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岭南画派掀起抗战爱国创作热潮，方人定立足抗战背景，通过艺术创作题材的转变与艺术语言表达的深化，完成了现实主义风格的塑造。郎绍君曾如此总结：“方人定先生是岭南画派人物画乃至20世纪中国新人物画的杰出代表，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画新人物画的先驱者、先行者、探索者。从整个20世纪中国画的角度看方人定及其艺术，那么他无论是作为一个有鲜明主张、思想激进的艺术家，一个有独立人格、执著奋斗的艺术家，一个对新人物画有开拓性贡献的艺术家，一个经历了两个时代——从‘表现人生，吐露人生气’，追求个性解放，到接受‘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原则的艺术家，一个对‘折中中西’有独特理解和探索实验，并积累了可贵历史经验的艺术家，他都有不可替代、不可忽视的价值和地位。”可以说，抗战时期方人定的作品再现了战时的苦难历史，谴责了日寇侵华的暴行，讴歌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对抗入侵者的勇气与决心；而历经几十年的探索实践与思考总结，方人定最终突破了传统绘画陈陈相因的旧习，以融合创新的艺术理念与现实主义创作视角，聚焦社会现实，完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作品。（注释从略详参纸媒）

The Ideal of Saving the Nation and Humanistic Care:

On Fang Rending’s Artistic Creation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Feng Hanzi, Doctor, Deputy Dean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Academy of Fine Arts,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Fang Rending was taught by Gao Jianfu, the founder of the Lingnan School, and went to Japan twice to study in the 1930s, and later to Europe for artistic exploration. He faithfully practiced the artistic principle of “finding a path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paintings and integrating ancient and modern painting techniques” put forward by the Lingnan School. Fang Rending witnessed a key stage of style change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sm, he developed a realist artistic style by changing painting themes and artistic language, and at the same time, demonstrated the suffering during the War through artworks to condemn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Japan and eulogize the determination and cour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unite as one and fight against aggression.

Keywords: Fang Rending; the Lingnan School; art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r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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